请不要叫我做题家

教育 5个月前 1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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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不要叫我做题家

作者:余佩颖 / 鲁舒天

编辑:李墨天

出品: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

在知音、读者、故事会仍然三足鼎立的 2003 年,诞生过一篇上古爆款,叫做《我奋斗了 18 年,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》。

作者是 70 后,出生在农村,依靠助学贷款在上海读完硕士,找了份 “年薪七八万的工作”。她说大学时的自己 “不会乐器,不认识港台明星,没看过武侠小说,不知道什么是 Walkman”。这是一篇寒门贵子话题开山级的作品,也是简中互联网最早的刷屏爆文。

一个农家子弟经过 18 年的奋斗,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,是一整代人的真实写照,而里面提到的那些与生俱来的不平等,也恰到好处地戳到了庞大群体的隐痛,所以尽管有一些反驳观点出现,但读者们仍然对文章感同身受,不吝赞美。

在 2003 年,“寒门贵子” 是个 100% 的励志词汇,但到了 2020 年,这个词却被一个充满戏谑的 “做题家” 所取代了。

做题家全称 “小镇做题家”,多指出身低线城镇或者农村、通过题海战术杀入名校、坚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、但毕业后在大城市却只能勉强立足的普通人。这个词来自豆瓣上一个 “分享 985/211 失败学子” 的小组,成员多达 5 万,早期多有自嘲和自黑的成分。

这么一个小圈子里流传的词汇,在 2020 年却彻底出圈。原因是两件 “颜值改变命运” 的热点事件,第一个是初中学历的杨超越落户上海,第二个是 “没被九年义务教育摧残过” 的藏族少年丁真荣膺家乡旅游大使。这两件事引发了 “按脸分配” 合理性的大讨论。

特殊人才的认定有争议很正常,但这次却有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叫做《“做题家” 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》的文章,用化解矛盾的姿势,把 “做题家” 这顶帽子扣在了对丁真稍有微词的人头上,对其冷嘲热讽,营造出一种 “你们丑人多作怪” 的既视感。

内卷青年们万万没想到,“做题家” 这个用来自嘲的词汇,会被媒体拿来批判性使用。

这并非孤立现象。这两年屌丝、打工人、小丑这些自黑词汇,往往被人用作 “身份标签” 贴到某个群体身上。前有企业高管暗讽月薪 5000 吃不起西贝,后有地产千金在 B 站体验打工人生活,坦白讲即使在正宗的资本主义国家,也没人敢这么调侃工人阶级。

而相比 17 年前《奋斗 18 年和你喝咖啡》刷屏时的氛围,这届年轻人似乎不怎么热衷奋斗、励志、逆袭这种 “听起来就很累” 的字眼了,转而喜欢躺平、丧、佛系这些不会带来压力的词汇。更重要的是,很多人对 “做题” 以及背后等若国本的高考体系也产生了怀疑。

为什么人们质疑 “做题”?如何正确看待 “做题”?社会欠年轻人们一个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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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拔:做题的本质

在《喝咖啡》一文刷屏后不久,有一部电视剧也火遍了大江南北,那就是佟大为、马伊琍、文章等主演的《奋斗》。

《喝咖啡》和《奋斗》刷屏的 2005 年左右,恰好是 80 后婴儿潮一代刚进大学或者刚踏入社会的阶段,也正是年轻人对 “励志” 需求最旺盛的阶段。讽刺的是,《奋斗》意图宣扬的东西却跟剧情截然相反 —— 主人公陆涛奋斗成功,最后靠的是地产富豪的亲生父亲。

这在之后成了很多国产剧的标准配置:以奋斗为名,展现不用奋斗的人的快乐。比如《北京爱情故事》里,陈思诚饰演的程峰家境殷实,抢了凤凰男的女友仍然可以被 “道德豁免”;《欢乐颂》里,富二代小包总人见人爱,底层逆袭的魏谓却被刻画成猥琐大叔。

这种 “我奋斗三年攒了 5 万,加上父母给的 995 万终于在上海买房了” 的剧情,不能不让人感到讽刺和失落。

其实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十年,跟高考连在一块的还是 “走出大山” 这样的励志词汇。尽管当时 “读书无用论” 已经有些苗头,但那会的年轻人普遍认同读书改变命运。尽管有真有假,学生们普遍崇拜李开复、唐骏这种励志形象。

但随着 2000 年之后的 M2 猛增,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的不断上涨,个人奋斗的 “折现值” 在理想生活中的占比越来越低,这就导致了人们对 “分数决定命运” 的质疑,转而拥抱了现实中的规则 —— 观众不喜欢有地产商爸爸的陆涛,但羡慕他,更想成为他。

无法解决更高层面不公的 “应试做题” 体系,真的就是一无是处吗?“素质教育”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?其实在隔壁的日本,这种讨论早就存在。

2015 年,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凭借对蓝光 LED 的研发贡献,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,但记者会上中村没讲半句获奖感言,反而把日本东亚的教育制度猛烈抨击了一番:他表示,自己心中理想的教育制度,应该是废除大学入学考试,以便让每个人都能去理想的大学。

中村出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一个小渔村,只考上了一所三流大学德岛大学,毕业后去了一个 200 人的小公司日亚化学。在默默工作 14 年之后,中村攻克了蓝光 LED 的技术难题,但讽刺的是,没有人相信一家小公司的无名之辈能解决 IBM、日立和索尼都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,是和中村一起获奖的赤崎勇与天野浩。1990 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,中村两次向赤崎勇毛遂自荐,但后者完全不想搭理中村,场面搞得很尴尬。在中村的自传中,记录了很多类似的尴尬时刻,他在书中说,“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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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贝尔奖得主中村修二,2015 年

从中村的经历看,文凭显然是他最大的绊脚石,他对应试教育的愤怒情有可原。在日后的演讲中,中村把东亚的教育制度概括为 “普鲁士教育体系和儒家科举制度的复合体”—— 分门别类的课程,井然有序的管理,高度统一的考核。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:做题。

在当时,普鲁士模式用最经济的办法实现了教育的普及,为工业化提供了人才,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,让德国迅速成为一个工业强国。德国人的初衷绝非 “素质教育全面发展”,而是用考试选出人才。相比创造力,政府更在意人才的学习能力与可塑性,以便支持蓬勃发展中的各个工业部门。

换句话说,“做题” 教育的本质不是培养,而是选拔。它用考试和分数筛选出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,允诺他们丰厚的回报,去勾勒国家发展的蓝图。

在地少人多的东亚,普鲁士模式契合了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追赶期对效率的疯狂追求。高考选拔出的毕业生如过江之鲫,迎接他们的是工业化的宏伟蓝图与顶层设计:在日本,是通产省的官僚;在韩国,是财阀与朴正熙模式;在中国,是五年计划。

英国学者埃尔文・杨(Alwyn Young)曾有一个有趣的发现:上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,亚洲四小龙的整体要素生产力和拉美国家差不多,但两者的经济增长却云泥之别。他的结论是,四小龙的奇迹是批量生产的技术人才,加上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结合的成果 [12]。

用选拔代替培养的普鲁士模可能存在很多问题,但重要的是:它用一种尽可能公平并且普适的方式,让汗水得以取代财富和裙带,成为选拔的唯一准绳。

但这种机制显然不乏质疑者。过去二十年里,“不能让一张试卷决定人生” 的呼声此起彼伏,挑战者也不在少数:有用双色笔答题,在试卷上抨击高考制度的河南考生蒋多多;有四门科目 0 分的湖南考生陈圣章;有在试卷上抒写 “教育宣言” 的安徽考生徐孟南。

多年过去,觉得 “早生或晚生一百年都是人才” 的陈圣章开始反思自己 “当年想的太简单”;换了十几份工作的徐孟南,在 2018 年参加当年的高等职业院校分类考试,最终考入省内的一所大专;同一年,曾经认为 “数学学到初二就够了” 的韩寒在退学 18 年后写道:

“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,你们不要学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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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道:珍稀的筹码

出生在一线城市、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韩寒是有资本来挥霍青春的,但换一个十八线的底层青年呢?

菲茨杰拉德有句名言: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论足的时候,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。做不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是做题家的错,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从一开始就困于生计,能够踏进一所离乡万里的大学,就是一件已经很不容易的事了。

2017 年,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接受采访时的一席话,再度开启了 “寒门贵子” 大讨论:“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,在教育资源上享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,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。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,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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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那些不负责任地 “劝说” 年轻人放弃做题、敌视做题、否定做题的人相比,熊轩昂这番话是有良心的。

阶层跃迁有人靠氪,有人靠命,也有人靠肝,这是出人头地的不同路径。丁真和杨超越或许不够说服力,可秀兰・邓波儿六岁就会演戏,有人生下来就浑身艺术细胞,不用熏陶就有音乐灵感,就会填词作曲。在这个世界上,总有普通人十年寒窗也竞争不着的人。

所以那些有资源有门路的人可以肆意嘲讽 “做题家”,没背景没捷径的普通人这样做就只能是蠢了。网易做过一次 “人生十大憾事” 调查,“未能考入好大学” 力压 “错过初恋” 位列第一,也许是因为很多人走向社会才发现,高考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公平的予取予求。

“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改变命运和阶层这个窗口期的时间不会很长,可能也就几代人…… 趁现在,大家都尼玛自然吸气,别人至多有些山寨改装,你赶紧多吸几口,让自己排量大一些吧。” 说这话的是高中退学浪迹社会多年的韩寒,不像说教,反而让人感觉更贴近真相。

更能印证这个观点的是:那些试图绕开 “做题 = 选拔” 的尝试,似乎都不怎么成功。

2003 年,教育部赋予了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等高校 5% 的自主招生权,希望各大高校依据发展特色招收有特长的学生,享受高考降分优惠。在 “减负令” 频出的那些年,教育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出发点很好的政策,但在执行过程中无一例外的 “走了一些弯路”。

自主招生开闸十年后,人大成为中央巡视组在第一轮巡视中唯一进驻的高校,召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带走 “协助调查”。巡视组在反馈中说,人大 “在惩防体系建设,特别是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。” 之后,蔡荣生因受贿 2230 余万元被法院判刑。

在争议声中试点了 17 年,自主招生政策最终被更加强调成绩与公平的强基计划取代。同一时期,人们虽然对 “做题” 中的 “题” 不断挑剔,但素质教育的呼声在近些年几乎是偃旗息鼓,甚至变成了一个贬义词,而维护高考乃至中国应试教育的声浪反而越来越大。

人们对社会其他领域的裙带与寻租或许能够容忍,但对高考纯粹性的捍卫却愈发激烈。中国式应试教育绝非完美,英美教育制度也不乏优点,但对这个国家最普遍的个体来说,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拓宽视野,不是结交名流,不是跻身精英,而是逃离贫穷。

做题依然是他们手里唯一的筹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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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仰:主动和被动

中国教育版图上三个代表性的坐标是 —— 海淀黄庄、河北衡水、安徽毛坦厂。

黄庄是一线中产阶级教育军备竞赛的产物,衡水中学则是二三线城市通过掐尖生源打造的教育机器;但如果没有海淀妈妈的财富,也没有报名衡中的资格,那么毛坦厂中学,便是平民家庭最后的庇护所。

《舌尖上的中国 2》曾造访人口不到 4 万的毛坦厂镇,记录了学生们每天仅有的 10 分钟午饭时间。为了考上大学,学生的作息时间被严格规定:6 点半早自习,8:05 上课,12 点下课。10 分钟吃完午饭,2 点上课,5:10 下课,5:50 晚自习,10:50 结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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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,2012 年

小镇的经济支柱除了租房,就是信仰产业,安踏的鞋子,状元店,算命摊,任何背景的神明都能找到容身之处。高考当天,女生必须坐在第一辆车,否则男生会将大家 “难住”;属马的学生必须乘坐第一辆车,这样才能 “马到成功”[13]。学校旁边那棵被称为神树的百年柳树下,香灰常常堆有一米多高。

对这个盛产做题家的地方,舆论的批评不绝于耳,其中属 “泯灭人性”、“扭曲教育”、“压抑个性” 的呼声最高。但 90% 以上的本科率和 50% 以上的一本率,依然让众多家长趋之若鹜。毕竟,对于只有一条路可走的人生来说,纠结路障是没有意义的。

刚刚获得 “全国脱贫攻坚模仿” 的张桂梅老师曾经这样对记者说道:“女孩子受教育,她可以改变三代人…… 如果她有文化,她会把孩子丢掉?生了姑娘就丢?她不会的。” 而对于做题,她更是直言不讳道:“…… 人家说做题对孩子不好,我们没办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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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更极端一点说:对广袤的中国农村和欠发达地区,信仰 “做题” 的人不是太多,而是太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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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声:公平的代价

这个世界上,没有可以不付出代价的公平,“做题” 背后的教育选拔机制也不例外。

这套体系常被诟病的一点就是教育产业化带来的负担加重 —— 从 1999 年到 2015 年,全国教育学杂费收入增长了 11.7 倍,同期 GDP 增长只有 8 倍。教育机构和培训班更是遍地开花,从幼儿园到公务员考试一应俱全。中国父母在教育上的投入,足以拉动内需。

美国学者 Lester Thurow 在《教育与社会政策》中,将教育投资总结为一种 “防卫性支出”: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增加,仅是为了保护住目前的收入状况,他们就必须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。如果他们不这样做,别人就会这么做。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群体越庞大,这种防卫性支出就越必不可少。

抱怨也好,焦虑也罢,核心问题是:要维持这套自下而上的通道,我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?

2010 年,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报道,题为《读书输掉命运:甘肃会宁的疯狂教育样本》。故事发生的地点在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地甘肃会宁,时年 63 岁的王清源以 6 万元的债务为代价,培养出了三名大学生,结果小儿子王卓大学毕业半年仍濒临失业,银行不留情面地将王清源列入信用黑名单。

为了供子女上大学,王清源一家不得不把每月消费压在 100 元以下,他的妻子也因为头痛,” 怕到大医院花钱” 而病逝。接受采访时,王清源说,“既然走到这一步,不把孩子们供出来,老伴就枉死了 [14]。”

在这个缺矿、缺煤、缺水甚至缺风的边陲小城,政府把每年 50%以上的财政支出,义无反顾地投向校舍与教师队伍建设。在中央财政对西部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,教育支出挤占了会宁其他领域的发展血液,工农业长期停滞不前。当地一位教育部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,“除了教育,这里没有出路 [14]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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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会宁一度是有名的 “高考状元县”

中国人对高考的信仰,有对其公平性的执着,也有对其 “改变命运” 属性的憧憬。它的出现改变了国家精英的产生与权力的分配,改变了个体理解自身命运与社会处境的方式。高考恢复的四十多年里,它脆弱的公平一直被小心翼翼的维护着,但更大层面的落差与不公,却在放大。

无论是全面蔓延的财富焦虑,还是先富人群的凡尔赛式炫耀,996 和福报的无奈戏谑,都是这种不公的体现。更可怕的是,还有更多的人,在这个混乱嘈杂的互联网时代里,正经历着残忍的消音。这不是教育的问题,也不是教育部能解决的问题。

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 的希望,曾是整个社会的活力源泉。但人才规模的迅速膨胀与资源分配的不均,已经开始动摇长久以来 “读书改变命运” 的信仰。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正视问题,而不是带着讽刺的口吻,让寒门出身的做题家 “适应更加立体的社会评判体系”。

对做题家的嘲笑和否定,是一种背叛。要知道,那些依然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,都是这个国家最常见的面孔;那些把毛坦厂中学的柳树当作神树祭拜的,都是并不富裕的父母。

来源:远川研究所 微信号:caijingyanjiu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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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发布:1024 发表于 2021-03-05 10:09:3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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